记者

林子人

编辑

黄月

日前，“年红绿灯新国标”引发热议。“新版红绿灯”结合了传统红绿灯和左/右转灯的九宫格样式信号灯共形成八种不同的组合，且存在允许通行但左/右转灯不亮的情况，被许多人认为增加了理解难度。“新版红绿灯”冲上热搜的8月22日当晚，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发布公告称，现行国家标准《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实施至今已五年，未作修订，且目前各地在用道路交通信号灯符合现行标准，不需要进行更换。

“新版红绿灯”虽是一场虚惊，但这也说明了红绿灯这一我们习以为常的小小事物，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交通信号灯发明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作为源自西方的道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它的确一直在进化发展，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从不仅局限于马路路口。

红绿灯的发明

年12月10日，历史上第一个交通信号灯在伦敦议会广场树立起来。铁路工程师约翰·匹克·奈特（JohnPeakeKnight）从铁路信号灯汲取灵感，发明了这一装置。最早的红绿灯当然和如今我们熟悉的红绿灯相距甚远：它由两根垂直支架和两盏煤气灯组成，靠一位警察手动操作信号转换。当支架呈垂直状时表示“通行”，支架呈平行状时表示“停止”。夜间，煤气灯会亮起，绿灯表示“通行”，红灯表示“停止”。但这一交通信号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宣告失败，在一起煤气灯爆炸的意外事故中，操纵信号灯的警察不幸身亡，英国的交通信号灯实验于是偃旗息鼓。

随着汽车增加，西方许多城市居民发现，汽车与行人、自行车、马匹和有轨电车对路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混乱。在一战前，人们就已意识到，设立一个交通管理系统以改善交通情况、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已刻不容缓。在美国，第一个交通岛设立于年的加州旧金山市；年，左座驾驶成为美国汽车生产标准；年，第一条道中分界线出现在密歇根州；年，第一个“禁止左转”标牌出现在纽约州水牛城。

图片来源：图虫

与各种交通规范同时出现的自然还有现代意义的红绿灯。一位名叫詹姆斯·霍格（JamesHoge）的工程师同样也是从铁路信号灯获得灵感，发明了史上首个电力交通信号灯。年8月5日，这一发明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欧几里得大道和第号街交叉口正式启用。抵达路口的司机会看到悬在空中的红灯与绿灯，一位警察坐在路边亭子里，拨动电闸操纵灯光转换。年，霍格的“市政交通控制系统”获得了美国专利。红绿灯启用当年，克利夫兰汽车俱乐部（ClevelandAutomobileClub）出版的《汽车司机》（TheMotorist）杂志盛赞：“这个系统也许将注定改革我们解决城市道路拥堵问题的方式，各个城市的交通委员会都应当认真考虑采用它。”

截至年，所有美国主要城市和许多小城镇都至少有了一个电力交通信号灯。这个原理简单的装置极大地改善了路况，且降低了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年，美国机动车事故死亡率降低了超过50%。这个技术也成为了一种进步和现代的象征，一座只有一个交通信号灯的城市在当时被认为是落后的、令人羞耻的。电力交通信号灯也开始传向全球各个角落。欧洲的第一个电力交通信号灯出现在年的巴黎，很快其他欧洲主要城市也陆续跟进，比如柏林（4年）、米兰（5年）、罗马（6年）、伦敦（7年）、布拉格（8年）、巴塞罗那（年）。

图片来源：图虫

年月0日，首个《统一道路信号公约》（ConventionontheUnificationofRoadSignals）在日内瓦签订。公约的目标是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推进国际道路信号统一系统。我们如今使用的大多数交通标识都是由这一公约确立的。也是在那时，由红、黄、绿三色组成的交通信号灯正式成为标准。

红绿灯在亚洲

在红绿灯被发明和推广的年代，它就几乎同步被引进率先开始现代化的亚洲城市。现代城市生活的绝大多数设施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上海租界，1年和年，上海街头分别开始出现汽车和电车，至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年，交通信号灯被引入日本东京。

新的交通工具、交通管理设施和原则的出现势必会在一开始“水土不服”，英属印度如何治理道路交通问题即为一例，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在《自行车、港口与缝纫机》一书中详细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这段历史。曹寅认为，英属印度各大城市的道路交通基建主要是为殖民地精英服务的。当机动车在19世纪末被引进印度并被殖民地精英所使用，印度的城市管理当局便开始改造城市道路，以使其能够适应机动车的通行。但在这些原本为机动车服务的道路被普通民众及他们的自行车、牛车和动物占据时，交通混乱和交通事故越来越频发。截至年，虽然印度的机动车数量远远低于英国，但交通事故率却是英国的三倍。

然而，殖民者当局从精英的视角出发，将绝大多数街头交通事故归咎于骑自行车的印度普通人，“尚未文明开化”，因此“冲动而缺乏理性”。基于这一认知，整个20世纪上半叶，印度殖民政府都试图在普通印度人的日常生活中大规模开展交通规则教育——印有通俗易懂的交通规则图文的宣传册经常会被免费分发给行人；几乎每一期报纸上都会有关于交通规则的介绍；学校则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交通规则教育。

印度街道（图片来源：图虫）

自汽车产业90年代腾飞以来，当代中国也面临着如何适应“汽车文化”的问题——西方行人已经非常熟悉各种指示灯、栏杆、马路规则和快速的城市交通节奏，但在当时的中国，要求行人在规定的地点，等待规定的交通信号灯以及在规定的时间内过马路，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无论是行人还是司机，违反交通规则都司空见惯。

研究中国消费史的美国历史学家葛凯（KarlGerth）注意到，中国的媒体将交通规则教育的重点放在了行人身上。媒体为宣传提高速度和效率是实现现代性的途径，开始批评行人的一些坏习惯，比如过马路速度太慢（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媒体也曾有过类似的报道，将韩国乱哄哄的排队和交通状况与高度自觉自律的日本做比较）。媒体还指出，行人总是倾向于看车而不是看指示灯，有缺乏耐心的人会不顾一切地横穿马路。有一家地方电视台甚至还在电视上播放行人违规过马路的录像。

中国媒体将交通规则教育的重点放在了行人身上（图片来源：图虫）

在21世纪的前十年，中国一直是道路交通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年，中国平均每天有人死于车祸，4.5万人因车祸受伤。同期，在汽车拥有量大得多的美国，平均每天死于车祸的人数为人，英国甚至少于10人。在诸如年“杭州70码事件”等恶性交通事故引发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