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年后，葡萄牙政府将其非洲殖民地成为“海外省份”。因此，莫桑比克被称为“省”，尼亚萨则成了“地区”。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自解放战争伊始便将尼亚萨称作一个“省”。本书使用了当权政府使用的术语：例如，殖民时代称为尼亚萨地区和毛姆阿分区，独立后则称为尼亚萨省和毛姆阿地区。有时，其他术语会在括号内标出。

西班牙内战（年至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年至年）刺激了以前依赖农业的葡萄牙经济。因此，葡萄牙能够减少进口，发展替代工业并增加出口。传统的小型产业（如纺织业）和寡头垄断产业（如烟草、造船和化肥业）增长的特别迅猛。然而，虽然经济情况正在好转，在年，进口到葡萄牙的所有棉花产品种，仍有只有22.7%来自殖民地，其余的都来自外国。在莫桑比克，虽然所有农村居民都有义务种植棉花，但在估算劳动力（万）中，只有80,至,人真的在种棉花。

为了辅助葡萄牙的经济增长，需要对棉花种植产业采取更强力的政策。政府意识到，它需要与私营公司一起执行一项政策，因为它自己缺乏管理广大殖民领地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单靠政府无法迫使非洲农民去种植棉花满足现有的需求程度。因此，政府于年成立了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JuntadeExportaodeAlgodoColonial，缩写：JEAC），它代表着农业部，负责棉花增产与垄断棉花产业（从生产到销售）的任务。首先，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将会把适合棉花生长的地区分配给几家私营公司。这一举措将之前不受殖民政权控制的领地纳入了经济系统，从而形成了“棉花前线”。

这里就涉及到原先说过的“法团主义”（驳小分流论第四则：法团主义的宪制稳定意义）的内容，Fascism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而非什么单纯的民粹或者扩张主义，因为如果说民粹，鲜挣本身就是最大的民粹；如果说扩张，英法美都是头号扩张主义者，这显然是不成立的，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杂糅，即便在轴心国集团里也不具有严谨的共性，德意日三国的法团主义虽然都是主导，但是各个国家的阶段、处境都不同，所以具体的意图和手段也都大不相同，没办法真正统一起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一原则对葡萄牙来说同样适用。葡萄牙处的阶段其实和一般意义上的殖民扩张、重商主义接近；外部环境上看处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夹缝之中，所以得到暂时的喘息，因此搞了一种藉由战争外部环境支撑的自由主义经贸背景下的垄断资本扩张。之所以没有受到英国商品的倾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英国忙于二战，主要的资金都用来购置军火和提升战争军需产能了，外部殖民地与本土之间的原料-成品联系受到严重威胁，所以才放缓了对葡萄牙市场的控制，而萨拉查又是一个经济学教授出身的dictator，更是在不破坏“自由贸易”机制背景下去发展本国产业了。

葡萄牙的外债很多，但是到年间葡萄牙的棉花进口量更多，甚至达到了外债的%，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战期间葡萄牙纺织工业的迅猛增长。棉纺在这一时期增长了5倍，但是葡萄牙的外汇又因为这种急速的出超而迅速下降，葡萄牙的货币也难以保持对英镑的稳定汇率，出现暴跌，这使得葡萄牙政府偿还债务变得更加困难。所以葡萄牙出于发展自身经济和减轻债务压力的动机，开始在殖民地效仿比利时在刚果(利奥波德维尔）的实验，大量种植棉花，搞内循环。这和英国在印度大种棉花是一样的，只不过葡萄牙的共和葛明并不成功，所以把自己的克伦威尔时代与英印原料产地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结合在一起了，原料生产必须低关税才能降低国内纺织业的成本，在国际市场上才更有竞争力，纳税人缴税缴的多，财政最后还亏空也更容易。

莫桑比克北部被指定为棉花的主要种植区之一，特别受到棉花强制种植政策的影响。该地区以前基本上没有受到殖民政权的影响，但现在有一半多的土地都被棉花公司占据着。然而，这些公司并没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们要遵从“经济国有化”的规则，并受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控制。它们被施压了，被要求优先种植棉花，在出口棉花之前，它们也要先得到政府的批准。此外，它们只被允许出口到葡萄牙。与农业部不同，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能够直接干预棉花种植。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与棉花公司、殖民当局和基督教教会一起“鼓舞”非洲农民种植棉花。

这种指定出口与克伦威尔在《航海条例》里的反自贸原则是一样的，公司是可以牟利的，但是这些公司只能提供葡萄牙国内所需要的订货，市场是充分的，但是销售没有自由，这就是典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和凯恩斯-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不要被Fascism这个词汇迷惑了，意大利的很多学者和鼓吹者都将这种主义视作法团的强化，说到底就是对垄断资本利益的强调，只不过为了达成更高效的发展，国家和资本之间出现了互相让利让权，以建立高效体制的特点。殖民地棉花出口委员会看似是一个严格限制棉花公司的统筹协调机构，但它代表的是葡萄牙本土的棉纺业资本的利益，本质上是垄断资本要求国家直接干预生产的产物。而殖民当局和教会的地位反倒边缘化了，这也是葡萄牙中央当局借助资本统制对殖民地加强集权的一个过程。

在没有这些资本化运作的棉花生产之前，莫桑比克的农村实际上是处于完全封建的管理模式，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会对于当地的农业的封建租佃式盘剥；第二，当地的酋长与殖民当局的合作，使得两者的关系与其说是殖民地，毋宁说是羁縻。根本不存在确切的殖民管理。虽然里斯本对殖民当局的控制加强了，但与此同时，殖民当局对莫桑比克基层社会的控制也得以加强。

年与年的政府法令加强了行政岗区主管的权力，他们被赋予了惩罚那些并没有受到“鼓舞”的人的权力。换言之，它使棉花强制种植合法化了。在莫桑比克村庄实施的棉花强制种植政策不仅提升了棉花产量，还积累了更多的资本，使得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囊括所有农民的体制。每个农民都必须携带一张卡片，记录着名字、地址、土地规模和类型、种子质量、除草频率与棉花产量。行政系统不发达、缺乏居民登记资料和几乎不存在的货币经济，上述种种问题都通过这个办法一并解决了。

这种集体工程或者统制经济发展对于基层信息的垄断与控制，也使得素来缺乏政治集权历史的西方人误以为这是集权的一种基本形式，在卡尔.魏特夫的“治水专制主义”中体现得最明显，但实际上，两者都是集权，只不过一个走的是金融路子，另一个走的是政治路子。

二战爆发后，由于美国和亚洲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全球市场的棉花供应迅速减少。国际棉花价格上涨导致全球棉纺织品的供应不足。这种情况为葡萄牙改善国际贸易平衡和刺激经济提供了机会；因此，确保廉价棉花供应已经成了一项紧迫的国家政策。为了帮助系统化莫桑比克的棉花产业，萨拉查将贝滕古尔（Bettencourt）任命为莫桑比克总督。

贝滕古尔毫不犹豫地使用最具压迫性的措施促进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并在年的一份机密通告中发布了以下声明：

只要列强们专注于战争，无论我们的行为在国际劳工制度下是多么的暴虐，我们都应该会永远免于任何批评。

这一评论不仅暗示了葡萄牙因为其殖民政策将保护莫桑比克人民权利方面放在了次要位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