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文化纵横」

这个时代，没孩子的好处让多数人觉得（即使）只生一个孩子都是负担。

——小普林尼，公元1世纪

全球生育率自年以来已经减半，而且颓势仍在继续。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婴儿荒”：新生儿数量无法维持目前的人口水平。经济制约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孩子生得少了——这里面也有心理原因。据预测，世界人口增长将在年结束，这将是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届时，欧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人口将会缓慢减少，越接近世纪尾声减少得会更快，而非洲将是唯一一个保持高出生率的大陆。人口萎缩加上预期寿命的延长导致全球年龄中位值将在21世纪末达到42岁。年时，这个中位值是24岁。

出生率下滑通常不会被放到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情境里讨论，然而它影响广泛。它发生在世界秩序破裂的背景下。没有足够的孩子来替代我们，这一事实对下一代的影响会远远超过激进或民粹主义力量掌权。且不论政治因素，这些人口趋势预示着社会构成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就业年龄人口和年轻选民人数的减少将会对工业化经济体及其政治，以及它们一度将养育孩子神圣化的文化造成重大冲击。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和市场经济建立在人口将会持续增长的前提下，而人口增长又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养老金计划、税收政策、就业市场以及核心政治价值观大多以这个预测为基础。

如果低于2.1的更替生育水平持续下去，甚至下滑到更低水平，经济政策和制度都得进行重大调整。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将会出现危机。但是，用人口减少对环境好这种说法来将这个问题轻描淡写，或者仅仅根据人口新状况调整经济政策，等同于错失了它的许多意义。这样的态度太急躁，只顾应对问题的冲击，却忽视了它更为深刻的影响。社会开始收缩意味着什么？生活在社会里的个体、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幸福和健康会有什么变化？生育率危机说明目前的全球秩序极其不可持续，它不但影响经济和政治，还影响人们组建家庭的能力。

新宿御苑是东京赏樱的好去处。樱花盛开之际，日本家庭沿袭赏花传统，聚集在樱花树旁，观赏粉色盛景并拍照留下美丽的回忆。春寒料峭，草地依旧泛黄，但公园里满是嬉闹的儿童。我和日本女子京谷明爱还有以色列男士阿西·瑞艾斯汀一起来到新宿御苑。他们俩都是30多岁，在日本相知相爱并成婚，期盼着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到来。我们在草地上铺了一张毯子。他们给我解释为什么在日本初为人父母压力这么大。

阿西在东京经营自己的生意，明爱在一家大公司担任管理工作，还出镜为公司制造的部分产品拍广告。她这份全职工作报酬优厚，提供各种福利及就业保障。提起即将到来的孩子，阿西兴奋地说个不停，但也流露出焦虑。明爱则是一副自信的模样，神采焕发。

我们聊起了她的工作。“怀孕前，我从早上8点工作到午夜12点。”她告诉我。她总是赶最后一班地铁回家。“我会睡上4～5个小时。”她回忆说。然后她6点起床，出门上班。阿西说她那时一个星期工作70～个小时。

我惊呆了。

“这是一种武士道精神，”明爱说，“你不要抱怨。”武士道是日本武士的荣誉准则，至今也是在工作场所被期望看到的忠诚和献身精神的基础。

明爱说，当她向同事透露自己怀孕的消息后，“大家都祝贺我，但也有些人认为我等于放弃了职业。因为有宝宝了，上班的时间就少了，所以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做到一个星期工作70个小时了，对吧”？此外还有别的问题。明爱解释说：“在日本，理想的母亲是家庭主妇。所以如果你请保姆什么的来帮忙，他们会觉得你是个懒妈妈。大家要求你做到完美，当超级妈妈。你想上班？所有家务你得包办，班要上好，孩子也要照顾好。”

阿西说，因为工作太忙，他们很难找到相处的时间，更别提亲密时光了。“我们的父母，还有你父母，他们5点或6点下班回家，看看电视，然后就到9点了。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他和明爱都笑了。“性和孩子曾经是生活里的重头戏。对现在的我们来说，一个星期7天，一天24小时，都有事要做，全年无休。好东西时时有。像互联网、手机和移动设备，我们24小时都在线，生活在一个从不入眠的城市里。而且没有孩子，没有性生活，你照样可以过得很快活。”

显然有很多人这么想。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60亿左右，但这个趋势到21世纪末就会终止。例如，韩国、波兰、西班牙、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俄罗斯、意大利、德国和希腊的出生率同日本相似，甚至更低。年，美国的生育率降到历史新低，每0名妇女生育59个孩子，比年下降了15%。这个情况不只局限于发达国家。伊朗年的生育率是每位妇女生育6名子女，今天这个数字只有2.1。就全球而言，在年，每位妇女平均生育5名子女，今天这个数字是2.45。只有非洲大陆的出生率依然很高。

欧洲早已进入名副其实的危机。西班牙的出生率比日本还低，再加上经济危机和移民出境，导致这个国家的人口在—年收缩。葡萄牙人口从年开始就逐渐减少，预计到年将减少10%。与此同时，全球的城镇化都加速了。于是，社会在孩子减少的同时还经历着其他改变。例如，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自治区，因为人口稳步收缩，居民纷纷外流到大城市，约有座村镇无人居住。西班牙则全国有座荒废的村镇。引人注目的是，在年，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都没有孩子。

世界上最著名的人口学家之一、已故的约翰·考德威尔（JohnCaldwell）说，我们正在目睹“生育行为的全球化”。生育率的下降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在居住着世界80%人口的那些国家里。“人口规模收缩涉及的范围之广是出乎预料且前所未有的。”考德威尔写道。他强调一点——这是历史上首次全球出生率一起变动，以前的出生率变化均局限于某个地区。“有可能，”他声称，“这种近乎同时发生的变化是席卷全球的同样的力量的产物。”

他说的力量包含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发扬、教育水平的提高、城镇化，以及女性地位的改变。全世界出生率的下降同全球化可不是弱相关——前者是后者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全球性因素对全世界人类所做的最重大的决策——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影响超过以往任何时候。随着互联互通的加强，这应该不太令人吃惊。或许后世会证明出生率下降是暂时的，一旦我们这个物种的数量回归可持续的水平就会打住。然而，即使有那么一天，人口的平均年龄也会比过去一段时间高，比整个历史平均年龄都高。

—年，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5年半。欧洲社会学家们议论纷纷，觉得欧洲大陆将来会被老人统治。年，欧洲人的年龄中位值已经达到42岁。国际清算银行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未来的政治鸿沟将横亘于力图保护自身社会安全网的老年人和力图保护自己税后实际收入的工作年龄人口之间”。三大因素——生育率的下降，寿命延长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以及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危及了退休后颐养天年的梦想，这是战后市场经济的重大允诺之一。责任时代的价值观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战后出生率的提高。婴儿潮扩大了劳动者总量，婴儿潮一代的子女们则尽情生产和消费，带来了半个世纪的繁荣。而繁荣的创造者，婴儿潮的这一代人指望着能够舒舒服服地退休，但那个时代已经终结。

对全球化及其价值观的反抗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代之间的紧张关系。父母们觉得他们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该享受政治和经济上的稳定，养老金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年轻人则必须交税满足上一代人的需求，而因为上一代人享有终身职位，又不急着退休，导致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此外，年轻人找到的工作不能为他们提供他们父母享受过的保障。年，日本财政大臣针对日本老年人的长寿发表评论，认为他们应当“赶快死去”。

▍陷入危机的哺乳动物社会

世界出生率的大幅下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决定性现象。许多读者可能觉得这是个好消息。毕竟这个世界已经太挤了。但即使生育率下降，只要目前的趋势不变，短期内世界还是会越来越挤——预计总人口要膨胀到亿之后才会稳定下来。人口增加会加剧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自然栖息地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瓦解，以及大气层、水圈和岩石圈的污染。减缓人类这一物种的繁殖看似对地球的未来至关重要。

然而，人口减少对智人来说也是一个令人生畏的挑战。我们没有一个经验证有效的、能够在人口减少的情况下维持现代社会的模型。例如，德国被认为是一个稳定的工业化国家，但它的出生率几乎同日本持平。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预测，到年，德国的劳动力总数将减少万。到年，德国的劳动力总数将减少到现在的四分之三。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为了弥补老龄化和出生率下跌造成的缺口，德国每年将需要50万移民入境。鉴于目前民众对来自中东的难民的不满情绪，德国按上述建议打开移民大门的概率为零。如果出生率继续下滑，到年，德国的劳动人口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的比例将会降到1.8：1的低位。政府将不得不加税或者削减社会福利，购买力会下滑，就业岗位会日渐减少。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将不可持续，而经济——德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将会停滞，或者变得比日本经济过去20年的情况还要糟。

衰退前景正好为拼命恐吓民众、预言灾难迫在眉睫的右翼所利用。年，德国极端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AfD）张贴海报，海报上有一位白人孕妇，标题是：“新德国人？我们自己生。”年，极右的意大利北方联盟党领袖马泰奥·萨尔维尼（MatteoSalvini）问道：“我们是不是面临灭绝的国家？很不幸，是的。”民主体制内的中间派政党在生育这个议题上噤若寒蝉，为民族主义者留下了真空，而后者从生育危机中获益颇多。因为富裕国家的出生率下滑，它们需要移民来维持增长；移民数量的上升又让选民害怕，感知到了威胁，于是他们转而支持民族主义-排外政党。

保守派人士，无论是否有信仰宗教，倾向于把生育率危机看作末日前兆。历史学家乔治·奥特（GeorgeAlter）和格雷戈里·克拉克（GregoryClark）说：“在工业革命创造的逐渐壮大的大都市社会里，新产品和新生活方式拓展了选择。作为响应，富裕家庭消费更多的新产品和服务，而非生育子女。”这是克拉克和奥特的观察结果，但保守人士视其为控告。

英国前首席拉比暨欧洲犹太宗教领袖乔纳森·萨克斯勋爵（LordJonathanSacks）在年发出警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学家们目睹了他们各自文明的败落和消亡，”他告诉《电讯报》（TheTelegraph），“希腊人和罗马人都将其归因于出生率的下降，因为谁都不想担负养育孩子的责任。他们过于注重享受当下，不愿意为构建未来做出必要的牺牲。”他告诫说，“欧洲将因此死去……欧洲只能依靠前所未有的高移民水平来维持现有的人口规模。”

鼓吹传统的领导人们，无论他们领导的是罗马帝国还是21世纪的宗教组织，都倾向于把出生率下滑怪到享乐主义头上。但是，这种主张并无经验数据支持。研究表明，人们生育子女的数量减少，是因为他们在教育、就业和家庭规划上进行了理性的决策。例如，女性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的子女数量越少。一项追踪了从年开始、横跨70个国家、长达年的有关出生率的波动情况的研究发现，教育“一直是人口结构转型的主要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女孩开始上小学后，即接受6年教育后，生育率下降了40%～80%。尼日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女孩每多上一年学，她们将来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就会减少0.26个。如果女性学会读写，常规的家庭规模就变化得更快。在文盲率下降的印度各邦中，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家里人少些会更幸福。女性赋权来自以下三个方面：压抑的父权规范遭到削弱，越来越多人采用避孕措施，女性可以合法流产并且不需大费周章。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Becker）建议把生孩子的欲望看作一种对产品的需求，而这种产品可以有定价。随着教育产生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人们倾向于为少数子女投资，为其提供良好的教育，而不是将少量的教育资金投资在许多孩子身上。当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投资于品质的回报更高。随着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生育负担着双重成本——除了养育孩子的成本，还有机会成本，因为女性可以把用在孩子身上的时间用于赚取劳动报酬。

另一个动因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一些研究者称，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和父母少生孩子的决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换句话说，人们之所以多生孩子，是因为他们认为有的孩子会早夭。当他们信任医疗卫生体系，认为自己的生活稳定安全时，会倾向于少生孩子。在近代以前，三分之一以上的孩子5岁前夭折。那时候的家庭，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会尽量多生孩子，以防没有孩子能平安长大。研究人员称该现象为孩子囤积。贫困国家的饮食和卫生条件有所改善后，出生率会短期上升，因为人们过一段时间后才会意识到，既然能存活的孩子多了，就不需要生那么多了。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该国的出生率就会下降。

受教育的女性收入更高，她们的家庭生活水平也更高。避孕措施到位使得更多的女性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主。儿童死亡率在降低。这些都从正面解释了为什么社会上的家庭从平均五六个孩子减少到了两三个孩子。但是，当一个社会经济失灵而缓慢萎缩，因劳动大军式微而未来严峻之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即便这个社会的经济仍旧在增长，生活水平还不错，但这样缓慢消失的社会称得上健康吗？称得上成功吗？

我们首先必须区分出生率下滑和出生率长期低于生育更替水平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即每位女性生育2.1个孩子和每位女性生育1.7个孩子之间的差别，对一个物种的生存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我有意运用了动物学术语。根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预测，下滑几乎可以肯定会加速。种群生物学家们在研究自然界或圈养状态下的哺乳动物社会的生殖低下现象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似乎同样适用于探讨人类增长上。为什么一个种群停止繁殖？是因为它未能获得必需的资源吗？是因为污染或气候变化等原因造成的生理问题吗？是极端压力造成的吗？这个哺乳动物社会的层级结构是否会造成繁殖困难？有没有外界因素对这些社会结构施压，导致种群衰落？

一个最经常被提及的理由是，更多的男男女女将生育子女的年龄推迟到了30多岁、40多岁，届时，怀孕和妊娠可能更困难。但数据表明，男女两性均面临生育挑战。发表于年的一项由希伯来大医院合作完成的荟萃分析显示，—年，西方国家男性精子数减少了一半左右。这项研究以过去40年间发表的篇经同行评议过的论文为基础。它还表明人类精子的退化在加速。非洲和亚洲的数据目前还不够多，但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指出了类似倾向。此项荟萃分析的第一作者，希伯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哈加伊·莱文（HagaiLevine）博士说，该研究成果“敲响了警钟”。

这项研究并未探讨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但先前的研究把精子数减少同化学品的接触、杀虫剂、吸烟、精神压力和肥胖联系了起来。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理论——或许跟男人身边的电子设备有关，或许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全球气温略微升高，甚至可能是由于环境中存在对生育能力有极端影响但尚未被识别出来的物质。“目前，人类这一物种就像撞上冰山前的泰坦尼克号，也可能早已撞上。”莱文说。他补充说，人类的生育能力，无论男女，都很敏感，易受破坏。压力等小小的异常会造成内分泌系统的变化，而后者又可能导致成年后才显现出来的发育不全。精子数减少同母亲怀孕期间吸烟的相关性高于同男性自身18岁时吸烟的相关性。

莱文认为，除了污染物质，社会上的变化也会影响人类的内分泌系统，不过他强调这只是一种推测。“动物就是这样，所以也许人类也一样，”他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住在城市里，进行城市特有的社会互动，见到许许多多人，但你和他们的关系跟部落、大家庭或小群体内特有的互动不一样，影响了我们的荷尔蒙，从而影响到我们的精子数。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另一个方面。”他说，此类问题只有到达临界点时才会成为公共卫生的关键议题。如果父母们历经艰辛怀孕成功，但他们的孩子彻底做不到了，那么这就是一个临界点。近期一项研究对比了青年男子和他们父亲的精子数，发现50多岁的父亲们的精子质量更高。“想象一下，身高或智商在几十年间陡降了50%，”莱文说，“我们有一个事关人类生存的生物标记物也经历了这样的巨变。”近期的研究表明，精子质量低下是发病率和死亡率提高的一个标志。无论如何，莱文确信这是一种持久的变化。“即使我们现在就让船返航，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下颓的趋势可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玩偶村，年

名顷村是一个濒临灭绝的村庄。如果你想去名顷，你得先从东京飞到日本四大岛中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四国岛。从机场出来后，我们驱车深入山区。这里风景很美，但路不好走。稀疏的雪花融化在风挡玻璃上。我们经过一个又一个静谧的传统村落。车越往高处开，我们看到的人就越少。

终于，我们抵达了大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庄。天气很冷，但天空澄澈。近年来，名顷村在日本赢得了“玩偶村”的名声。一看到那里的住宅和田野，你就会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到处都能看到像稻草人一样的玩偶。它们成群结队地在公共汽车站候车。它们在树下休息。它们头戴遮阳帽在田间锄地。有个玩偶坐在河岸边的一块大石头上，手持装备齐全的鱼竿。它们的脸都是手工制作的，它们穿的都是真人的衣服。这个景观令人瞩目，让人几乎心生畏惧。

66岁的月见绫野制作了这些玩偶。多年以前，她返回父母的村落，注意到了它的衰败。老年人一一故去。孩子们大多都离开了。上一次有小孩出生还是在年。月见留下来陪伴父亲；除了她家，村里还有20名居民。她父亲已经90多岁了；我们拜访名顷的时候，他正在小小的土豆田里劳作。

月见说，她决定按离开的村民的样子制作玩偶。目前，她已经制作了多个，散放在该村所在的小山谷的各处。当地学校里就摆了好多。我们过桥跨河来到学校，这里是日本任何一个村庄的社区中心。如今，它空荡荡的，没有一个真人。

月见勤勤恳恳地打扫学校，确保它方方面面都状态良好。她拿来一把钥匙，解开门上的链条锁。学校很大，设备齐全，游乐场的面积和设施足以让任何其他学校艳羡。教室里摆放着老师和学生的玩偶。有些教员在教师办公室里佯装喝茶。游乐场上的秋千没人荡，虽然有时它们会在微风中摇摆。月见说她想念孩子们的声音，但总的来说，她并不是因为寂寞才摆放这么多玩偶。制作玩偶“本身很好”，她说。

参观完学校后，我们在村里同河流平行的主街上逛了逛，看到了更多由月见精心制作的栩栩如生的玩偶。她的话不多。她事先提醒过我们要自备餐食，因为驱车方圆几小时都找不到饭店或加油站。当她发现我们什么也没带时，就邀请我们去她和父亲同住的朴素住宅里做客。房子结构低矮，摆满了照片。屋子里面很暖和，中间有一个烧黑炭的铁炉子，上面放着闪着银光的水壶。我们从寒冷的室外进来，围坐在炉子旁边取暖。月见给我们端来了简单但美味的当地食品——撒了味噌和山花的煮土豆，用一种黄色酱料调味的饭团，当然还有日式煎蛋。

就在我参观这个空荡荡的日本村庄几个星期后，地中海上发生了一场灾难。短短几天内，多人在试图乘船坐筏从利比亚前往意大利的途中丧生。意大利海军救起了部分难民，把这些疲惫不堪、精神遭受重创的人送到了兰佩杜萨岛。这里是隶属于意大利的一个位于地中海中部的小岛。

全球难民危机的一个因素是非洲出生率依然很高，也就是说，非洲大陆在过去十年间因为婴儿潮左支右绌。在非洲，每个成年劳动者就得养活73个15岁以下的孩子。为此，许多非洲人被迫前往西方，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赚取体面的收入。这不仅是提高生活水平的问题，这是活下去最好的办法。到年，世界上十分之四的5岁以下儿童将是非洲儿童。他们将会居住在基础设施匮乏、路况差的地方，生活在殖民主义者建造起来的东拼西凑的城市里。

一边是几乎空无一人的日本村庄，学校设施良好却没有学生，只能用玩偶来填充。另一边是为了追求新未来、找到安全的居所不惜冒生命危险乘坐橡皮筏的非洲人。这两者之间的不和谐令人痛苦。全球化驱动并加速了日本和其他现代社会感觉到的经济压力——它们是造成出生率危机的始作俑者，同时也推动并加快了非洲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爆炸。

在全球化不受任何限制的世界里，名顷村不会一直空下去。的确，移民们很少往偏远的地方移动，他们偏好城市中心，至少在移民初期如此。但往往他们的到来会导致原有居民搬迁到更远的郊区和周边地区。如果人口移动运行效率高的话，数千万非洲人会在欧洲重新定居，而孟加拉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会涌入日本诸岛。根据全球化的要求，如果当地家庭无法支撑社会增长，移民家庭会接过这个重任。

可是日本人不想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国家里，不想有一个世界政府来告诉他们，孩子的声音将会响彻他们空荡荡的村庄——只是这些孩子会是外国人。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在每位妇女只生育1.36个孩子的情况下，养老金能够支撑住他们的高龄——世界上最高的高龄。

自从我年到访名顷村后，玩偶村已经成为人气很高的旅游景点。原因不难理解——它提供了拍摄衰败中的文明的绝妙背景。那天下午，我们坐在月见家的小屋里，天下起了小雪。我们围坐火炉旁喝清淡温和的茶水，玩偶们静静地伫立在田野里。

本文节选自《逆流年代》第12章/博集天卷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改善了人类处境，但也播下了反抗的种子。随着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坍塌，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反抗宣告开始。

以色列记者纳达夫·埃亚尔将带领读者游走于反全球化运动的前线，向读者展示这场运动的有形轮廓和黑暗角落。书中记录了纳达夫·埃亚尔过去十多年里走访的地方和目睹的真实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美国工人、失业的希腊人、叙利亚难民以及各国企业家——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左手是希望，右手是恐惧。

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故事如拼图般演示出全球化的前世今生，讲述了一种跨越地理和文化边界的全球意识是如何出现的，以及全球化如何改变了人们的道德情感，也清晰地揭示出全球化面临的危机。

世界正处于一个激变时刻，能不能找到新的、有想象力的变革之道，将决定人类社会能否通往更公正、更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本文为友情合作推广，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文化纵横”观点立场，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