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决策迅速。皇帝制度保证了在施政时皇帝能够根据臣僚的建议很快地作出决策，同时可以通过中央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付诸实施。这种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虽然偶有瑕疵，但是皇帝和由社会精英组成的决策思想和相关理念无疑会对整个农业社会的发展造成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了秦汉时期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曾经指出：“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畜牧之胜也。”在历史时期畜牧业极大的影响着中原王朝的军事实力以及农耕动力来源。早在战国时期靠近农牧交错带的秦国、赵国就以畜牧业发达，骑兵力量强大而出名。可见早在秦完成统一以前畜牧业就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发展。

一、官营牧场与农牧经济结构的调整

秦汉时期畜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是官营牧场的发展，九卿之一的太仆其职责就是掌管皇帝舆马，秦朝建立以前畜牧业便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当时的秦国地近西陲靠近农牧交界带，良好的地缘优势使得秦国有用了比较好的畜牧业基础。当时六国西进入秦的谋士在指出秦统一六国具备的优势之一就是秦国的畜牧业发达。秦汉时期匈奴的威胁很大，采取骑兵对骑兵的战斗方式对付匈奴的进攻非常有效。秦朝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马匹的饲养，以满足军事备战的需要。秦朝夺回“河南地”获得了良好的牧区和大量的牲畜，同时使得优秀马种得以引进。

西汉立国初期就为反击匈奴积蓄力量，在西北边郡设置大量的马苑进行马匹饲养，总数达到三四十万匹。汉武帝时期曾从大宛和乌孙引进优良马种进行育种，改善了马匹的质量。在反击匈奴的过程中大批战争缴获的牲畜被运到了内地。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域各国在向西汉政府进贡时多以良马进献。东汉前期就将匈奴打垮，可以通过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交往互市获得大量的马匹。东汉时期还从朝鲜半岛引进了低矮的果下马。

秦汉时期官营牧场经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实军事力量，以完成对西北边疆游牧民族的军事攻势和压力以保证边塞的稳定，但是官营牧场的经营客观上促进了畜牧业的大发展。官营牧场的发展同时刺激了民间养马、养牛的积极性，加上政府这一时期在政策上支持民间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饲养大型牲畜，如西汉曾推行马复令，因而农牧结构中畜牧业的地位提升很快。一些不宜农耕但适合畜牧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生产形式。农牧生产结构的调整，是中央集权制度决策影响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体现。

畜牧业发达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养牛业的发达。铁犁牛耕发展以后耕牛的地位变得重要起来。国家对耕牛的饲养很是重视，汉武帝时期苜蓿的引进对增强牛马体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东汉皇帝诏令中经常出现对于牛疫病的相关报告，说明中央政权对于耕牛的重视。关中地区养牛历史悠久，经过长期培养和人工选择牛类出现了不少的优良品种。秦川牛作为现代五大著名耕牛之一，就产自于关中地区，它的祖先就源自于秦汉时期培养的优良耕牛。畜牧业在农业生产结构中地位的上升是农业生产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有机结合使得两者之间的发展互相促进。

畜牧业的发展适应了秦汉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西北边郡农牧相结合的农业生产结构，促进了畜牧业经营方式的改变，有利于畜牧业的良性发展。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为秦汉时期的开拓进取，社会生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二、政府作物推广与南北农业生产结构的变迁

秦汉时期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是在中央政府的决策下引导形成的。小麦在北方的推广有利于北方精耕细作体系的形成，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有利于秦汉国家粮食安全和稳定。秦汉王朝以种植业发展经济，畜牧业增强军事实力得以建设出一个强大的帝国，种植业的发展与畜牧业的兴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成为古代历史上王朝走向强盛的必经之路。小麦在我国种植的历史相当悠久，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已经有大量的小麦种植。

战国时期石转磨出现，到秦汉时期得到比较普遍的运用。小麦粒食难以消化，通过石磨加工成面粉才可以制成更好吃的是食品。石转磨的广泛使用给小麦加工提供了便利，这样以来就为小麦的推广提供了某种支持。小麦的生长期相对于粟、黍两种作物来说要长很多，并且对于水源和土地肥力的要求更高，这使得小麦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得到非常迅速的提高。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大量修筑渠灌系统，黄河治理也在北方修筑了相当不少灌溉设施。水利事业的发展无疑为小麦增产及其种植的扩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自周秦以来关中地区的农业种植结构基本上已经固定，主要以粟、黍为主，相对成熟的耕作体系保证了耐旱作物的稳定产出。这一时期黄河径流稳定，靠近黄河地区的关中平原农业生产的核心问题是抗旱而不是防洪涝，小麦在抵御水患方面的优势并没有展现出来。

小麦的推广涉及到耕作方面一系列的问题，如劳动成本增加、本地种植技术不成熟、以及饮食风格等，大多数农民都选择了因循守旧不主动尝试小麦的种植，因此董仲舒在上书汉武帝时期曾指出“今关中俗不好种麦”，这大概就是小麦在关中地区没有大面积推广的原因。西汉到东汉时期黄河屡次改口泛滥，成为官方利用国家行政力量推动小麦种植的原因。

小麦的大面积推广始于汉武帝时期。汉武帝时期曾经大力整治黄河但是收效甚微，瓠子口决堤使得诸多郡县长期受到水患影响。冬小麦的种植季节较晚而收获较早，它的生长期基本在九月下旬至来年六月上旬，完美的避开了黄河的汛期，同时也可以弥补粟、黍等作物被水损害的损失，提高粮食产量。种植小麦综合效益的提高，得到政府的重视。董仲舒上书汉武帝建议推广小麦种植以后，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小麦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张。昭宣中兴以后西汉的政治日益腐朽，对于黄河的治理也显得更加懈怠。汉成帝时期在缺乏治河的情况下关中的粮食生产得以保障可见小麦的推广。

尹湾简牍推测出西汉末年人均种植冬小麦约5.2亩，足见当时经过政府的推广小麦在北方的粮食作物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小麦相对于粟、黍来说管理更加精细，大面积的推广小麦必然会刺激生产技术的改革从而推动生产技术的进步。到东汉末期北方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小麦种植技术，这应当是小麦大规模进行推广的结果。另一方面就是有利于轮作复种制的发展。

小麦种植对北方的饮食结构也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小麦由粒食转为粉食促进了北方饮食的多样化，也促进北方农民种植小麦的积极性。水稻本是发源于长江流域的农作物，其主要生产范围在长江流域以及更南方的地区。秦汉以前牛耕并未得到大规模推广，江南地区的水稻种植被称为“火耕水耨”。北方地区因为水资源的原因只有部分灌溉充足的地区才有水稻的种植。秦汉时期南方稻作的发展，得益于南方水利设施的建设和铁犁牛耕的推广。

“火耕水耨”的生产方式，具有其局限性，进行这种粗放模式的农业生产，就必须保证所在的田亩耕地靠近河流湖泊。秦以及西汉时期，南方水利设施的建设力度要小很多，稻作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不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铁犁牛耕在北方大规模的推广，这种生产技术开始了由北向南的传播过程。东汉时期政治中心由长安转到洛阳，政治中心的转变，在地理空间上更靠近南方，这就加强了与江淮地区以及更南方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开发。

东汉时期地主庄园经济盛行，这种经营方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也更能适应当时只有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经营者才能使用的铁犁牛耕。东汉的循吏们在地方上大建陂塘、堰池，整治湖泊，推广铁犁牛耕，改变了水稻的农业生产环境的同时扩大了铁犁牛耕的影响。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铁犁牛耕技术的推广，北方相关精耕细作技术的南传，南方的水稻种植技术迎来的一次技术整合和升级。

经过秦汉时期的不断发展，南方地区的水稻种植已经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劳动者已经学会利用陂塘等水利系统与水田相结合，在发展水稻种植业的同时，合理地利用水资源进行淡水鱼类的养殖。这种合理利用有效的空间资源、水力资源进行增值生产的方法具有很大的积极影响，这种农业经营思维，是以后桑基鱼塘等科学生产方式的先驱。秦汉对于水利设施的建设、铁犁牛耕的推广以及循吏的任用，扩大了稻作农业的生产范围和生产效率，加速了南方稻作农业的发展。

秦汉以后关中地区灌溉水源得到保障，因黄河泛滥而修筑的水渠使得灌溉水源充足。水稻比较高的产量使得其种植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汉书·沟洫志》里面就有武帝关于减少三辅地区水稻租税的问题。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秦汉时期北方气温要比现代高上不少，这对北方水稻的种植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河内地区、伊洛河流域、黄淮平原、都有水稻的种植，处于北方先进农业区的水稻种植也有自己的一套耕作系统。铁犁牛耕在东汉时期开始由北往南传播，铁犁牛耕的南传以及南北稻作技术的交流，促进了南方稻作业的发展。

总结

秦汉时期大一统格局的形成，对核心农区的整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大一统对新农区的拓展以及少数民族的农业化影响巨大，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和民族地区受到中原农耕文明的影响得到开发和发展。思想上的大一统对秦汉时期农业思想以及农业政策的制定影响很大，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得到实施，重农思想得不断发展。

秦汉政治制度对农业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农业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周边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秦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传到周边很多的地区和国家。两汉对西北地区的开发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条重要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通道加强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连接了东亚、中亚、印度、西亚、地中海文明圈。秦汉政治制度和农业发展研究对现代社会改革、“三农”问题、“一带一路”战略仍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和借鉴意义。